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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少成：《PPP协议的法律性质及其救济——以德国双阶理论为视角》，《政法论坛》2019年第1期。

新中国成立之初，在把中央军委公安部改名为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的时候，周恩来总理就说过这样的话：军队与保卫部门是政权的两个主要支柱。六、结论 马克思曾经讲过：立法者不应该把自己看成是发明家，而应当看成是科学家，他不是在创造法律，而是在发现法律，发现社会生活中的规则，把它表述为法律。

进入专题： 国家安全法 。从新《国家安全法》法律条文中一些语言文字的使用频率上来看，该部法律为国家安全领域的法律制度提供了方向性指引和原则性规划。立法制度包括立法的实体制度、程序制度、技术制度等，其中，实体制度包括立法权的分配、立法权主体、行使立法权的活动和立法监督等问题。新《国家安全法》从内部结构体系和外部逻辑关系上，为建立和完善国家安全领域立法体系提供了基础和依据。比如，正是有了《国家安全法》第25条关于国家建设网络与信息安全保障体系，提升网络与信息安全保护能力，加强网络和信息技术的创新研究和开发应用，实现网络和信息核心技术、关键基础设施和重要领域信息系统及数据的安全可控。

因此，维护法制的统一，首先要从维护宪法的权威，维护基本法律与宪法规定的统一性，维护基本法律之间的协调统一。需要抓紧工作、条件成熟时提请审议的二类立法项目21件，调整后增加至26件。有学者对德国法上信赖保护原则的规范基础进行了研究。

张海鹏：《民事合同与行政合同的区分与关联》，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8年。多元治理、公私合作对行政法的发展确实提出了重要的挑战，如何确定各方参与主体行为的法律性质、如何恰当分配各方的责任、如何构建畅通的权利救济和纠纷解决渠道，以及如何对传统行政法的主体、程序等规则加以调整等等，均值得进一步研究[⑦]。[72]赵宏:《保护规范理论的历史嬗变与司法适用》，《法学家》2019年第2期。行政法的空间维度，本质上是一种人类社会互动协同的机制和方式，离不开行政法的规范和支撑，相关的研究在未来还需要围绕行政区划制度、国土空间规划制度、城市治理制度、开发区制度等等加以拓展和深化。

德国学界与实务界相继出现了类推适用私法诚实信用原则、社会国原则、公民基本权利、法治国原则等多种观点，最终形成以下主流认识，即信赖保护是法治国原则的核心内涵要求，经由基本法中基本权利保护规范获得内容上的具体化，并要求立法者通过行政法律规范进行行政法部门中的法制化[62]。但从目前相关草案的草拟情况来看，有走向行政法通则的倾向。

何海波：《内部行政程序的法律规制》，《交大法学》2012年第1期、第2期。[13][英]安东尼·吉登斯：《失控的世界》，周红云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近年来我国行政法学界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尤其是中青年学者开始对规制研究产生兴趣，2015年成立的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政府规制专业委员会举办的学术年会，先后以面向政府规制的行政法学、互联网规制与治理的法律问题、合作规制与自我规制、法治与规制的基本范畴等为主题，吸引了很多学者参加讨论。相关的一个问题是行政鉴定在刑事司法中的地位问题。

[⑩]张力：《迈向新规制：助推的兴起于行政法面临的双重挑战》，《行政法学研究》2018年第3期。（三）行政法总则与行政法典 行政法法典化是行政法体系化的一条路径。比例原则为对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概念框架，但确实还有一些问题有待探讨，包括比例原则和成本收益分析的关系，目的正当性审查是否应作为比例原则的下位子原则，法院在运用比例原则时如何拿捏尊重行政自主性和坚持司法独立性之间的分寸，等等。[20]王贵松：《作为利害调整法的行政法》，《中国法学》2019年第2期。

公共服务是中国行政的五大基本职能之一，同时服务型政府也是中国政府努力建设的目标。伊丽莎白·费雪著，沈岿译：《风险规制与行政宪政主义》，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年。

[66]沈岿：《论行政法上的效能原则》，《清华法学》2019年第4期。有学者提出，对惩罚性赔偿不仅要从民法视野中考察,而且将其同行政处罚等传统规制手段相互调试,形成功能互补而非功能重叠的关系[31]。

[53]于改之、吕小红：《比例原则的刑法适用及其展开》，《现代法学》2018年第4期。作为回应，法国行政法基础理论经历了从公共权力论到公务理论的变迁，在德国行政法学上给付（服务）行政也成为与干预行政或者秩序行政并列的基本行政类型[⑧]。我国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从对企业放权松绑入手，在一定程度上与世界潮流相契合，并成为行政法学控权理论的一个重要基础。未来还需围绕新时代中国行政法学理论和行政法治建设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拓展和深化。[58]详见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中国行政审判案例》（第3卷），中国法制出版社，2013年，第128-132页。法律优位原则中的法律到底应当作广义还是狭义的理解，并非是一个逻辑问题而是实用问题。

有学者认为，要推动行政法积极应对区域公共治理任务，能动地解释和规范区域行政现象，从而提升行政法的社会回应性。尹少成：《PPP协议的法律性质及其救济——以德国双阶理论为视角》，《政法论坛》2019年第1期。

[⑦]相关的成果参见潘静：《从政府中心规制到社会共治：互联网金融治理的新视野》，《法律科学》2018年第1期。世界范围内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兴起了规制改革的潮流，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对经济性规制的放松，但在社会性规制领域则并未放松甚至还有所强化，但在规制方式上存在转化与革新。

[69]关于相关争论，参见《保护规范理论：学术、司法的互动与接纳》，《检察日报》2019年8月14日。下一步，应当对内外部规范在性质上的差异，对行为主体、程序构造和法律责任等方面的特性做进一步的梳理，并对行政组织和公务员法的法治化展开更加充分的讨论。

有学者讨论了法律优位原则，认为法律优位的法律应当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依照立法程序所制定的法律，应当是具有规范性、明确性和合宪性的法律。不仅如此，行政机关承担着对私人经济社会权利的保护职能，行政效能的提高对私人权益也同样意义重大。[27]李洪雷：《行政法释义学》，第9-11页。王敬波：《司法认定无效行政协议的标准》，《中国法学》2019年第3期。

【注释】 [①]本文主要针对2018年以来的相关研究成果加以评述，在必要时旁涉之前的研究。有学者认为在参数、指数、技术标准类构成要件要素判断上应赋予司法机关判断权，在违反国家规定类构成要件要素上应构建明确的空白罪状补充规则，从而遏制行政监管的实质刑法化[37]。

但即便是在最为强调公私法区分的德国，伴随着行政机关大量运用私法方式实现行政目标，行政私法逐渐成为一般行政法的重要组成部分，行政法和私法不再是两个相互截然分离的局部法律制度，而是灵活的、着眼于问题的、相互补充的法律调整方法 [26]。法律关系 行政法基本原理是行政法（学）体系的基石，是对行政法治建设中根本性问题的回应，其论域涵盖行政的变迁与行政法（学）的转型，行政法（学）的体系与构造，行政法的基本原则，行政法律关系，行政法学的研究方法等等行政法理论与实践中的重大问题。

[65]李洪雷：《行政法释义学》，第108-110页。二是工具和方法和选择的多样性。

[54]李海平：《比例原则在民法中适用的条件和路径——以民事审判实践为中心》，《法制与社会发展》2018年第5期。（一）公私法的区分、渗透与互补 在大陆法系国家，公法与私法的二元区分奠定了实证法律秩序的基础结构，也构成了行政法的预设前提。我国有学者主张应将传统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发展为新型特别权力关系理论，认为其有助于指导我国的行政诉讼实践，为学生、公务员等特殊群体的利益保障提供更好的法律规则，处理好法治与自治之间的关系等[75]。[75]黄学贤：《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研究与实践发展》，《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

有学者发现，在网络服务提供者审查义务问题上，我国相关法律存在悖论式并行的现象，即私法上豁免其审查义务，而公法上明确规定其负有审查义务，其根本原因在于公法规范无原则地、全面地进入了私法领域[30]。鉴于法律安定性原则有过分偏重于客观法律秩序的缺陷，可将基本权利保障原则作为信赖保护原则的补充依据。

要求当事人程序权利保障等必须达到充分的程度而不能只是形式上的参与[56]。[⑤]石佑启、杨治坤：《中国政府治理的法治路径》，《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1期。

[35]王克稳：《论公法性质的自然资源使用权》，《行政法学研究》2018年第3期。建构审议式民主，进行具有反思性、对话性的决策。